再论关丹独中

再论关中争议
黄集初

与董总的大事记做一对比，就可发现董总的大事记完全不提2009年至2010年的第一次呈文的过程。事实上，据当时的报导，华社对关丹能够复办独中是很乐观的，主要原因就是基于方天兴与首相纳吉有“良好的关系”。 

在那时，没有人怀疑方天兴有“特別任务”，包括董总在內，而且还合作愉快。就算到了520大集会，双方的关系还是良好。直到慕尤丁挑起了“历史协议”的议题，马华被董总扣上“典当华教”的恶名后，董总与方天兴之间的关系才逐步转恶。 

当时马华为了摆脫“典当华教”之恶名，就急需办出一所“独中”来给大家看，于是就有了第二次的呈文。在这个过程中，马华就起著主导的作用，而董总则排除在外。等批文出来后，董总要求公布，这时方天兴就讲了一些话，如“批文我看过了，没问题”、“见好就收”等。后来，批文曝光，方天兴就因这些话而满身蚁，也因此被怀疑负有“特別任务”。不过，如果要说方天兴负有“特別任务”的话，尚存有几个疑点。 

第一，董总是有参与第一次呈文。因此，我们自然就会问一次呈文和二次呈文有何差別？是否走样了？正如“论关中”一文所分析，呈文和批文是密切相关。如果，一次呈文和二次呈文的关鍵內容没有什么差异，就很难理直气壮地指责对方“出卖华教”。所以，第一次呈文的內容也应该公布，以昭公信。 

第二，隆中华会与关中扯上关系，是由董总主席叶新田从中牽线，虽然在董总的《批文争议专辑》里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但当时应该是关系良好。可是演变至今天的情势，隆中华反而联合吉隆坡其他三所独中叫板董总。如果说是完全因为方天兴的关系，实在令人难以相信。 

第三，在《1996年教育法令》下，有关当局已经有充份的法律依据对现有60所独中的教学媒介语、课程及考试等采取行动，还需要如此大费周章借关中批文来对付独中吗？反而，华教大分裂让有关当局更有可能采取行动。所以，批文的內容不是重点，反而因为批文的争议所带来分裂才是问题。但更严重的问题是下来的第四点。 

第四，在1962年华文中学改制后，有关当局就把矛头对准华小，处心积虑地要华小变质。华小的三大问题：师资不足、拨款不足及分布不均，从70年代开始就已经存在了。间中还发起促使华小变质的攻击，举其大者如华小高职事件，宏愿学校、数理英化政策。而眼前的就是《教育大蓝图》下的华小国小化。站在有关当局的立场来看，只要解决了华小，10年8年后，独中就自然而然地解决。难道是方天兴故意在这个时间点上挑起批文的争议，以转移大家的视线？ 

第五，最新的指责是指方天兴在2012年初与叶邹二人会面，提出多项建议，包括在关丹设立一所国民型中学分校、將东马微型独中搬迁至关丹、开办国际学校及建议设立一所新模式的中学等。由于会面无法取得共识，因此董总才主催“520申办关中和平大集会”云云。可是据报导，520大集会是：“由陈玉康局绅提出，日前陈氏以个人名义致函给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并要求董总协助发动，经过董总同意发动及担任主催单位后，交由彭亨董联会举办”（星洲日报，2012年4月20日）。 

双方会面及方天兴的各项建议应该是没有多大的疑义，但如果说提建议就是有“特別任务”，那就太多人有“特別任务”。至于说由于无法取得共识，而主催520大集会，就和报导有冲突，更何况方天兴当天也有出席大集会。当然，有人说这是方天兴借机介入关中课题，掌握领导权云云。这显然不对，因为方天兴早在2009年就介入关中课题了。 

以上的五点，是需要更多的讯息来厘清，这里就不好妄下结论，只好存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