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廖金华的《民主行动党昂首走过华教风雨路》是一部记载民主行动党反对巫统同化霸权的抗争史。抗争的平台不仅在议会内，也在议会外，不仅是行动党单独抗争，也联合社会各股进步力量一起抗争；
2. 行动党开展华教抗争的目的，是为了捍卫马来西亚的多元民族/多元语文/多元文化特征，避免大马沦为一个由马来霸权主义支配的单元化国家；
3. 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敢于公开捍卫华文教育享有宪赋地位的斗争，总会被执政当局扭曲成是共产主义的同路人（因为在巫统右翼份子眼里，华人就是等同于共产党），而作为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行动党，我们抗争的理据不是建基在民族主义，而是民主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这个抗争的理论基础在当年显然比许多华团都来得进步；
4. 和民主行动党意识形态同源同宗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工党，在二战后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述只有四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国际民主”。然而，处在大马政治现实的民主行动党，在1968年已经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即是首倡“文化民主政策”。由此可见，当年的民主行动党领袖，如林吉祥，范俊登等人，他们的理论水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在国际上针对“文化民主”的论述，一直要到1982年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文化政策大会”才通过相关的宣言和建议；
5. 对比当年其他左翼政党，如人民党内的马来民族主义者，他们醉心于大印度尼西亚主义的论述；而劳工党内的华人领袖和干部，则深受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所以他们对华文教育的抗争，不如民主行动党那样，是建基于“文化民主”和“多元民主主义”，这些字眼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都不是华社主流舆论界所习以为常的字眼和论述；
6. 由此可见，民主行动党对捍卫华教的政治论述，不是从狭隘的华人民族主义出发，而是以争取“平等”的理念为基础。“平等”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它可以被理解为是民族地位的平等/文化自由发展的平等/各族语言在公共领域使用权的平等/华教作为母语教育应该享有国家资源制度性拨款的平等；
7. 联盟/国阵的同化主义幽灵，一直困扰着马来西亚的建国政策。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种宗教的所谓“三一政策”不断威胁非马来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之生存和发展权利，而华教运动作为大马华人捍卫其母语教育的一场跨阶级/行业/籍贯之社会运动，一直都被民主行动党领袖视作天然的盟友；
8. 遗憾的是，因为大马华教运动的领导骨干，对前身是人民行动党的民主行动党，有一种莫名的猜疑和敌意。当年民主行动党最高领导层的非中文教育背景，以及被某些媒体蓄意炒作的党内派系斗争（华文教育派系被英文教育派系压制），都让民主行动党和华教运动的关系若即若离，组织和组织之间的互信基础不足，这也是1982年董教总“三结合”（派员参加民政党）同民主行动党冲突的隐性历史因素之一；
9. 1990年董教总精英参加民主行动党，这是“民权起义”的伟大尝试，虽然两线制在大选时功败垂成，但是华教运动在理念上已经大大超越1982年的“三结合”，因为“壮大反对党，促成两线制”是建基在“以权力来制衡权力”的民主理念，而“三结合”主要还是华社精英要同巫统精英周旋的权谋之计；
10. 民主行动党的华教抗争史，是马来西亚社会多元属性的型塑史，“多元文化”随着国际大气候的变迁，日益被接纳为一股丰硕的建国遗产。换言之，如果没有民主行动党40年来昂首走过的华教风雨路，今天的马来西亚面貌或许早就被巫统的同化政策所彻底腐蚀，沦为苏哈多当政时的印尼那样。华文/印度文/英文（除了文字，也包括文明）都被马来单元霸权主义所边缘化，这无疑会严重打击马来西亚在21世纪全球的竞争力；
11. 民主行动党的华教抗争路还没有走完，巫统一日不倒台，“马来支配权”（ketuanan melayu）就永远都会威胁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之发展。所以，我们的抗争将继续下去，而来届大选能否推翻国阵，改朝换代，促成两线制则是一场关键的战役。万一民联的选战成绩不如308，甚至倒退到2004年那样让国阵重新以三份二优势执政，则华教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一支，它将会面对同样的钳制和打压；
12. 我强调，“华教运动”不是，也不应该是“华教工作”，好比民主行动党的斗争不是“政治工作”，而是，也应该永远是“政治运动”。我们的理斗争念/论述抗争/社会动员都必须持续运动化，这一场抗争运动才能避免因某个领袖的离异或组织的官僚主义而被腐蚀或收编；
13. 政治民主的落实，公民社会的勃兴，都是母语教育永续发展的关键前提。308是一个机遇性的突破，而13届大选则将是大马民主化能否转型的一次大抉择。除了民联，民主行动党和华教团体，以及其他社会运动组织，都肩负推翻国阵政治霸权的共同历史使命。让我们团结互助，协同步伐，以民主手段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以上为1117在芙蓉森华堂为廖金华同志推介新书《民主行动党昂首走过华教风雨路》的发言提纲）
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