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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开放书院”第六堂：不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和道路。讲义28页，PPT56张。
我和大家分享我“對不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模式”之反思：
1)1917年的十月革命，西方左翼學者普遍認為那是斯大林模式的破產，或是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崩解，而非馬克思主義的失靈 。因為馬克思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論述，很關鍵的前提條件並沒有出現在俄國這一片歐亞大陸上，那就是成熟的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強大的無產階級隊伍，以及可以在鬥爭過程裏充分被利用的資產階級法權（bourgeoisie rights）。故有西方學者以先天條件不足的“早產兒”來形容70年的蘇維埃模式最終依然難逃“夭折”的宿命。
2)前蘇聯學者認為，作為職業革命家列寧所領導的十月革命，是布爾什維克“革命唯意誌論”（revolutionary voluntarism）的產物。革命成功後，列寧隨即進行“戰時共產主義”的“直接過渡”，讓俄國的經濟陷入更大的困境，這再一次體現了列寧的“革命唯意誌論”。然而，列寧很快就自我修正了激進的路線，馬上轉入“國家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嘗試力挽狂瀾。遺憾的是，列寧太早離世，《列寧遺囑》又被擱置，接班人斯大林又犯上“革命唯意誌論”的毛病，推行一系列破壞經濟建設的激進社會主義路線，並衍生出“斯大林模式”這個怪胎。七十年的蘇維埃實踐，不僅嚴重扭曲了馬克思的觀點，也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名聲。
3)歷史充滿了偶然性。如果列寧能長命一些，或其《新經濟政策》能執行得更長久一點（按列寧的預算，至少要25年），又或者被擱置的是總書記斯大林，而不是《列寧遺囑》，那麽可能蘇聯的歷史命運會改寫。
4)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一個“過渡時期”的安排，不會搞太久，因為民主建設終究是社會主義的核心。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就是建基在“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然而，在蘇聯、中國，以及亞非拉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都有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個人集權、領袖崇拜、一黨專政、取締新聞自由，以及用秘密警察肅清黨內外反對力量的共同特征。這同歐洲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道路截然不同，給社會主義蒙上“紅色恐怖”的歷史汙名。
5)“斯大林模式”雖然違反民主自由，然而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讓蘇聯得以在短短15年內就崛起成為一個工業強國，為二戰期間同法西斯主義抗衡提供了物質保障。再則，二戰結束後蘇聯同美國兩極對峙，冷戰期間相互在軍事工業上較量（核武器），客觀上發揮了維持國際政治格局的所謂“恐怖平衡”作用。
6)不同黨派對於毛澤東的功過評價，迄今依然分歧很大。中共習近平的立場，是“兩個不能否定”，即“不要以鄧小平時代否定毛澤東時代，也不要以毛澤東時代否定鄧小平時代”，否定的是文化大革命。事實上，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在1976年復出所推行的改革開放路線，正是列寧“新經濟政策”精神的翻版。鄧一是為糾正毛之前所犯的錯誤激進路線給國民經濟所帶來的巨大破壞；二是鄧回歸馬克思主義的合理內核，大膽借鑒資本主義的科技和管理優勢，解放落後國家的生產力，不然社會主義只是空談。
7)中共的“輸出革命”顯然是毛澤東個人主觀意誌淩駕於黨的表現。毛將自己視為“世界革命的領袖”，有義務協助其他兄弟黨推翻他們各自國家的資產階級政權。然而，條件是按“中國道路”去開展武裝鬥爭，從革命的理論讀本、武器配備、設立電臺、資金援助、幹部培訓等方面，都是照搬中共革命的模式，沒有事實就是地按所在國的本土現實條件來鬧革命，這無疑導致許多兄弟黨付出更大的革命代價。
8)二戰後領導民族解放運動的非洲社會主義者，基於反對西方殖民主義，進而導致他們不願意參考和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合理的管理經驗和治理架構，唯有照搬蘇聯或中共模式，在社會主義改造的“直接過渡”期間，不僅成效不大，也破壞了經濟生產力，讓非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窄。蘇聯解體後，非洲社會主義不僅無人問津，也留下一堆後遺癥，如貪汙、貧窮、饑荒、內戰等等。
9)拉美格瓦拉的“遊擊中心主義”也是帶有濃厚的“革命唯意誌主義”色彩，或稱“革命的浪漫主義”。如切.格瓦拉對黨建不甚重視，認為遊擊隊就是政黨，遊擊隊主要是由覺悟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領導，共產黨存在與否，不是影響革命成功的關鍵。格瓦拉為革命事業犧牲自我的英雄事跡固然讓人欽佩，但是他對於革命勝利後如何具體建設古巴似乎不感興趣，反而更加熱衷於領導遊擊隊潛入別國，謀求解放他人（這點他比毛澤東的“輸出革命”更加激進，他親自披甲上陣，身先士卒）。他留下的手稿和出版品，內容都是遊擊戰的經驗總結和建設社會主義“新人”的哲學思考，不是就如何建設一個政權的務實方略。
10)任何以宗教教義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基礎的政權，宣揚的法和實踐的術往往有很大的落差。緬甸的佛教社會主義即是典型例子。“法的社會主義”從理念上而論，確實可以在凈化人心、追求社會和諧、謀求資源共享等方面有其建樹。但是奈溫所領導的緬甸社會主義——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卻是一個軍人專政、經濟衰敗、國力不振的一黨制落後國家。由此可見，考茨基的名言“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對所有不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權之批判的確是一針見血。
我和大家分享我“對不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模式”之反思：
1)1917年的十月革命，西方左翼學者普遍認為那是斯大林模式的破產，或是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崩解，而非馬克思主義的失靈 。因為馬克思對建設社會主義的論述，很關鍵的前提條件並沒有出現在俄國這一片歐亞大陸上，那就是成熟的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強大的無產階級隊伍，以及可以在鬥爭過程裏充分被利用的資產階級法權（bourgeoisie rights）。故有西方學者以先天條件不足的“早產兒”來形容70年的蘇維埃模式最終依然難逃“夭折”的宿命。
2)前蘇聯學者認為，作為職業革命家列寧所領導的十月革命，是布爾什維克“革命唯意誌論”（revolutionary voluntarism）的產物。革命成功後，列寧隨即進行“戰時共產主義”的“直接過渡”，讓俄國的經濟陷入更大的困境，這再一次體現了列寧的“革命唯意誌論”。然而，列寧很快就自我修正了激進的路線，馬上轉入“國家資本主義”的《新經濟政策》，嘗試力挽狂瀾。遺憾的是，列寧太早離世，《列寧遺囑》又被擱置，接班人斯大林又犯上“革命唯意誌論”的毛病，推行一系列破壞經濟建設的激進社會主義路線，並衍生出“斯大林模式”這個怪胎。七十年的蘇維埃實踐，不僅嚴重扭曲了馬克思的觀點，也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名聲。
3)歷史充滿了偶然性。如果列寧能長命一些，或其《新經濟政策》能執行得更長久一點（按列寧的預算，至少要25年），又或者被擱置的是總書記斯大林，而不是《列寧遺囑》，那麽可能蘇聯的歷史命運會改寫。
4)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只是一個“過渡時期”的安排，不會搞太久，因為民主建設終究是社會主義的核心。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就是建基在“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然而，在蘇聯、中國，以及亞非拉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都有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個人集權、領袖崇拜、一黨專政、取締新聞自由，以及用秘密警察肅清黨內外反對力量的共同特征。這同歐洲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道路截然不同，給社會主義蒙上“紅色恐怖”的歷史汙名。
5)“斯大林模式”雖然違反民主自由，然而這種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讓蘇聯得以在短短15年內就崛起成為一個工業強國，為二戰期間同法西斯主義抗衡提供了物質保障。再則，二戰結束後蘇聯同美國兩極對峙，冷戰期間相互在軍事工業上較量（核武器），客觀上發揮了維持國際政治格局的所謂“恐怖平衡”作用。
6)不同黨派對於毛澤東的功過評價，迄今依然分歧很大。中共習近平的立場，是“兩個不能否定”，即“不要以鄧小平時代否定毛澤東時代，也不要以毛澤東時代否定鄧小平時代”，否定的是文化大革命。事實上，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在1976年復出所推行的改革開放路線，正是列寧“新經濟政策”精神的翻版。鄧一是為糾正毛之前所犯的錯誤激進路線給國民經濟所帶來的巨大破壞；二是鄧回歸馬克思主義的合理內核，大膽借鑒資本主義的科技和管理優勢，解放落後國家的生產力，不然社會主義只是空談。
7)中共的“輸出革命”顯然是毛澤東個人主觀意誌淩駕於黨的表現。毛將自己視為“世界革命的領袖”，有義務協助其他兄弟黨推翻他們各自國家的資產階級政權。然而，條件是按“中國道路”去開展武裝鬥爭，從革命的理論讀本、武器配備、設立電臺、資金援助、幹部培訓等方面，都是照搬中共革命的模式，沒有事實就是地按所在國的本土現實條件來鬧革命，這無疑導致許多兄弟黨付出更大的革命代價。
8)二戰後領導民族解放運動的非洲社會主義者，基於反對西方殖民主義，進而導致他們不願意參考和借鑒西方資本主義合理的管理經驗和治理架構，唯有照搬蘇聯或中共模式，在社會主義改造的“直接過渡”期間，不僅成效不大，也破壞了經濟生產力，讓非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窄。蘇聯解體後，非洲社會主義不僅無人問津，也留下一堆後遺癥，如貪汙、貧窮、饑荒、內戰等等。
9)拉美格瓦拉的“遊擊中心主義”也是帶有濃厚的“革命唯意誌主義”色彩，或稱“革命的浪漫主義”。如切.格瓦拉對黨建不甚重視，認為遊擊隊就是政黨，遊擊隊主要是由覺悟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領導，共產黨存在與否，不是影響革命成功的關鍵。格瓦拉為革命事業犧牲自我的英雄事跡固然讓人欽佩，但是他對於革命勝利後如何具體建設古巴似乎不感興趣，反而更加熱衷於領導遊擊隊潛入別國，謀求解放他人（這點他比毛澤東的“輸出革命”更加激進，他親自披甲上陣，身先士卒）。他留下的手稿和出版品，內容都是遊擊戰的經驗總結和建設社會主義“新人”的哲學思考，不是就如何建設一個政權的務實方略。
10)任何以宗教教義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基礎的政權，宣揚的法和實踐的術往往有很大的落差。緬甸的佛教社會主義即是典型例子。“法的社會主義”從理念上而論，確實可以在凈化人心、追求社會和諧、謀求資源共享等方面有其建樹。但是奈溫所領導的緬甸社會主義——緬甸社會主義綱領黨，卻是一個軍人專政、經濟衰敗、國力不振的一黨制落後國家。由此可見，考茨基的名言“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對所有不發達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權之批判的確是一針見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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